女性平均被家暴35次才会报警 为什么这么说原因是什么?

截至7月末，刘小晓的双膝已经经历了大大小小共7次手术。“4月19日，刘小晓收到伤情鉴定书，经司法鉴定为轻伤二级，在当地派出所完成笔录后，民警却建议双方当事人调解。”王卓盈表示，一般情况下，只有公安机关立案，才能进入司法程序。

在具体的家暴案件推进过程中，人为推动很重要。为了帮刘小晓推动案件进展，王卓盈和负责的律师决定前往当地，与派出所民警进行沟通——必须得立案。

王卓盈入行一年。她原本以为法律如何规定，相关部门便如何执行，但事实并非如此，法律规定与公检法实践之间确实存在鸿沟。比如，遭受精神暴力的人去报警，虽然法律上有所规定，但很可能达不到行政处罚的标准;一些家庭暴力行为，被认定为夫妻矛盾、家庭纠纷，只能一次次调解;一些地方法院，至今也无法出具家暴受害者申请的人身安全保护令。

源众服务中心创始人李莹说：“家庭暴力是暴力行为，是一种权力控制。而家庭纠纷也许有暴力行为，但可能是偶发的、冲动之下的推搡，不会特别严重。两者最大的区别，是夫妻双方的关系是否平等。”家庭暴力与家庭纠纷的表现形式和权力关系，完全不同。

美国家暴咨询专家伦迪·班克罗夫特在《他为什么打我：家庭暴力的识别与自救》中写道：“‘家暴’一词，关乎权力。”意思是，某人利用力量的不平衡去剥削和控制别人。只要存在力量不平衡，比如男人和女人之间、大人和小孩之间，或者富人和穷人之间，有些人就会利用家暴来达到自己的目的。

由此看出，如果夫妻正在经历严重的家暴，并形成了暴力循环，一味调和，可能会给当事人带来很大的人身安全风险。

很多人认为这是“家务事”，

向外界求助充满耻感

在家暴求助小程序上，咨询者可以通过危险性自评，判断自己的处境。危险性自评的结果分为高危、中危、低危三个等级，小程序会根据测试结果给用户对应的建议。“高危”建议尽快寻求外部帮助，“中危”要建立应对意识、开始采取措施，“低危”是建立有效沟通方式。

除了自评，王卓盈也会通过用户在线咨询里的自述、受家暴时长和最近一次发生家暴的时间来综合判断家暴的危险性。对于危险级别较高的咨询者，她会优先安排律师进行回访。

然而，“只有非常坚定要与施暴者分开的人，或者本身对家暴敏感度比较高的人，才会接受律师的回访”。

王卓盈认为，大部分咨询者最终选择拒绝回访的原因是，家暴发生后不久，施暴者会进行道歉，两个人重归于好，进入蜜月期。大部分受害者在非必要情况下，并不愿意回忆被家暴的经历。

李莹在《走到春暖花开：一位女律师办案手记》中提及的冬梅与丈夫田强、山桃与丈夫卢旺、杜鹃与丈夫王大川等人，都循环往复地经历着家暴的三个阶段，即矛盾爆发期、蜜月期和矛盾聚集期。

丈夫因为无关紧要的事情对妻子大打出手，二人进入矛盾爆发期;等情绪宣泄完，他再回过头向妻子道歉认错，两人重归于好;好景不长，夫妻双方会再次出现轻微的摩擦和暴力，直到矛盾再次爆发，进入矛盾聚集期。这种循环式的家暴，严重程度会逐渐升级。

家暴的本质是一种长期的、反复的、系统性的行为。如果一个家庭没有在第一次发生家暴时有效应对，家暴可能就会无数次地发生。

截至7月底，家暴求助小程序共收到1117条在线咨询，而源众服务中心向求助者提供的紧急生活救助金、紧急心理支持和紧急法律援助，却仅占咨询量的3%。

关于求助咨询数与最终形成的个案数相差甚大，李莹在采访中表示，这种“倒三角”情况反映了家庭暴力求助的艰难性，很多人依然认为这是“家务事”，向外界求助时会有耻感。

这种耻感的产生基于传统的家庭观念、个人对于家暴不自觉的恐惧，以及亲密关系中的难以启齿，这是一种复杂且矛盾的内在感受。

很多经历家庭暴力的人，

甚至不知道自己正在遭受虐待

27岁的张琦，在过去一年里多次遭到前夫对她的暴力行为，先是辱骂、推搡，再到暴力殴打。两人离婚后，前夫还不止一次求原谅，张琦有过动摇，直到有一次两人逛街时，前夫再次将她推倒在地，并动手打了她。

张琦将被打的遭遇告诉父母，表示想报警。她得到的却是父母的否定——不想将事情闹大。她鼓足勇气去报警，民警认为这属于伴侣闹矛盾，并未出具告诫书，但当面批评、教育了前夫。至此，两人才彻底分开。

在对家暴的认定中，不仅公权力存在不确定性，处于家暴中的受害者的生活环境、父母的观念、周围人的意识，也会影响他们的判断。对于家暴行为的认定，一部分家暴受害者甚至需要反复从外界获得确认。

“这样的经历到底算不算家暴?”这是在家暴求助小程序的后台，询问最多的问题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》(以下简称《反家庭暴力法》)中的解释，明确的家庭暴力，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、捆绑、残害、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、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、精神等侵害行为。

大多数经历家庭暴力折磨的人，很可能并不知道自己正在遭受虐待。调查显示，面对家暴，女性平均被虐待35次才选择报警。

一直以来，公权力如何介入家庭关系，存在很多说法。有人认为“清官难断家务事”，因家庭作为公民的私人空间，传统观念认为公权力一般不便过多干预;也有人认为，公权力的过多介入，有可能激化夫妻矛盾。

王卓盈在协助解决家暴个案的过程中，常常会发现民警不愿开告诫书，法院不愿出具人身安全保护令，一些律师对当事人(受暴者)所处的多重困境是漠视的，也很难理解当事人常常表现出来的纠结、摇摆和退缩。

李莹在采访中表示，她会送法官《房思琪的初恋乐园》，希望他们能看到身处男权压制下的女性的真实处境;也会送上野千鹤子的《始于极限》《快乐上等》给律师朋友和心理咨询师，因为只有建立更加开放的性别观念，他们才能在受害者找上门时，提供所需要的支持。

任何法律制度的推广与应用，都伴随着学习、理解、适用的过程。《反家庭暴力法》刚实施时，李莹和她的团队一直致力于对公安、妇联、律师、社工等全国各地基层执法人员进行培训，培训内容包括专业的家庭暴力知识、社会性别观念等。

受害者平均要有7次反复，

才有可能彻底摆脱暴力关系

有网友说，自己的母亲二婚后，被打了20年，他也被打，于是结婚后带着母亲一起生活。不承想母亲又跑回丈夫的家，结果再次被打，闹得全村人都知道了，大家报警，找村干部、找妇女主任，然而最后母亲还是原谅了丈夫，但网友表示自己不会原谅。也有网友表示，曾几何时，自己非常看不起和母亲一样遭受家暴且长时间隐忍的女人，不明白她们为什么没有骨气离开……

在《走到春暖花开：一位女律师办案手记》中，李莹提到了冬梅的故事。2016年，因为遭受丈夫家暴，冬梅抱着3岁的孩子从家里逃了出来，李莹帮助冬梅申请到首个人身安全保护令，并帮助她顺利完成诉讼离婚，帮她找到合适的出租房，妇联也帮孩子办理了转学。但没过多久，冬梅又回到前夫身边。

李莹说：“从源众服务中心大量的个案情况来看，大部分遭受家暴的受害者会选择继续留在婚姻里。无论她是撤诉，还是复婚，我们都会尊重本人的真实意愿，理解她的选择。因为我们不是她，她最后的选择，有她的理由。”

为什么家暴受害者难以离开?李莹在自己的书中写到，这与受害者面临的多重困境有关，也与特殊的心理状态有关。在大众认知里，家暴往往被认为是小事，是家丑，家丑不可外扬，这些观念像枷锁一样禁锢了她们的思想;家暴受害者缺乏家人和朋友的支持，又很久没有工作，如果离婚，没法养活自己和孩子;还有人是为了孩子，认为孩子不能没有爸爸——单亲家庭很多时候会受歧视;她们甚至会受到威胁，如果想再婚，施暴者就扬言要杀害其全家。当然，也有公权力介入乏力、支持不足的原因。这些原因往往交织存在，让她们陷入现实的困境里。

美国临床心理学家雷诺尔·沃科在对数百名受家暴女性进行研究后发现，很多经受家暴的妇女会因为习得性无助，变得难以离开施暴者。雷诺尔·沃科将这种特殊的心理与行为模式称为“受虐妇女综合征”。

李莹说：“长期遭受家暴的女性一直处于恐惧、焦虑、无助、认命的精神状态里，内心处于一种瘫痪状态，她们会不自主地强化对方的能力，矮化自己的能力，没有办法客观地认识现实状况。”

另外，长期遭受家暴者还会出现斯德哥尔摩综合征。李莹解释说：“劫匪与人质在相处的过程中，双方的心理会发生变化，人质会理解劫匪，会认同劫匪，如果劫匪有一些非常温情的行为，人质会很感动，以失去理性的状态对待劫匪。”

研究显示，受害者平均要有7次反复，才有可能彻底摆脱暴力关系。

就像电影《消失的她》中，沈曼对李木子说：“你不要相信一个赌徒会改。”李莹说，同样，施暴者也不会主动停止暴力行为。

反家暴，需要建立多机构联动的社会支持体系

在具体的家暴个案中，如果受害者需要法律支持，王卓盈首先判断家暴受害者是否存在伤情，如果有，先取证——去医院检查，拍伤情照片，将其作为固定证据进行保密式保存。她会告诉受害者先下载网盘，上传照片后设置为私密状态，并设置密码。

2016年后，源众服务中心将服务调整为以法律援助为核心的综合性支持模式，同时提供法律咨询、法律援助、医疗救助、心理支持、生活救助等多方面的支持服务。

“反家暴是一个系统工程，一家机构无法解决家暴受害者的所有问题。”李莹认为，反家暴需要建立一个多机构联动的社会支持体系，这里面涉及派出所、社区、法院、检察院、司法局、医院、学校、民政、专业性社会服务机构等多机构、多部门的支持。而当下，中国反家暴的联动机制并没有有效建立起来，庇护机制也没有被有效激活。

《反家庭暴力法》中明确表明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妇女儿童工作的机构，负责组织、协调、指导、督促有关部门做好反家庭暴力工作。然而现实情况是，妇联没有行政执法权力，调动各部门的能力很有限。在具体的联动机制中，以什么样的方式联动?谁来牵头?如何配合?结案标准是什么?

目前国内各地区的庇护所大多设立在救助站，可提供10日的庇护，但地点偏僻，也无法提供专业性的服务，入住门槛较高，知晓度非常低。而在美国的庇护所，遭受暴力的女性可以在庇护所居住3—24个月，并得到综合性的庇护，包括法律援助、心理支持、就业培训等。

李莹从2002年开始关注妇女儿童权益，受理了500起与家庭暴力、性骚扰、抚养权有关的案件。作为中国反家暴的见证者与推动者之一，她感受到大众对家暴“零容忍”的社会共识已经形成;在具体的家庭暴力案件办理过程中，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时间大大缩短，现在最快仅需6小时;公安机关出具家庭暴力告诫书的数量也明显增多。另外，部分城市成立了妇女和少年儿童权益保障专业化人民法庭，法官的理念、专业性、专业水平更高。